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不同级别的城市逐步放宽或取消落户限制。

放开落户，意味着区域间人口的自由流动将成为趋势，原有人口流动的速率、方向将发生质的变化，进而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在此时提出户籍改革，有什么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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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我国的大城市似乎已经足够“大”。

生活在大城市的居民，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比如道路交通太堵、空气质量太差、生活成本太高、竞争压力太大.....归结到底，大家便得出一个结论：大城市的人口，太多了！

而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8》似乎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结论。报告显示，我国TOP30（各项分类排名的前三十位）城市贡献了全国69.7%的GDP、74.9%的货物出口、81.3%的旅客吞吐量（这里特指机场）和97.8%的集装箱吞吐量，占据了全国92.8%的211/985大学和50.2%的三甲医院，城市两级分化非常明显。

但是今天，我们要唱一个反调：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大城市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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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用“齐夫定律”分析解大城市人口变化的规律。

“齐夫定律”是由哈佛大学语言学家乔治·金斯利·齐夫（George Kingsley Zipf）在1949年提出。最初该定律是用来反映一个单词的出现次数与它在频率表里排名的关系，即每个单词出现频率和它的访问排名存在简单反比关系。后来人们发现，“齐夫定律”可以在很多非语言学排名中被观察到，比如不同国家中城市的数量、公司的规模、收入排名等等....

“齐夫定律”具体表现为：在某一个领域中，排名和规模可以用一个数字说明，“1/N”，你排名第几，你的数量就是第一名的1/N，比如第二名是第一名的1/2，第三名是第一名的1/3，以此类推。

既然这样，用“齐夫定律”研究大城市人口的集聚效应，这样的方法是否合理呢？

我们以目前人口集聚形态相对成熟的美国为例，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是纽约，有854万人，接下来是洛杉矶、芝加哥和休斯顿，分别有398万、270人和230万人，算下来结果完美符合“齐夫定律”。

当然，严谨地说，中国与美国的资源条件、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差别巨大，这个数据不一定完全具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再以邻国日本为例，验证“齐夫定律”与城市化的关系。

东京是日本第一大城市，23区拥有人口836万，二到四位的城市依次为横滨（357万）、大阪（259万）和名古屋（219万），数据上依然符合“齐夫定律”。

再具体一点，日本是世界上较早（60年代）提出“都市圈”概念并对都市圈进行统一规划和跨区域联合治理的国家，而日本的城市化也不是一个大城市突起，而是“东京大都市圈（首都圈）”、“京阪神大都市圈（近畿圈）”、“名古屋大都市圈（中部圈）”三大都市圈并行发展。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东京大都市圈有人口3592万人、京阪神大都市圈有1836万人，名古屋大都市圈有人口1132万人，数据分布规律依然与“齐夫定律”相符。

所以，从美国和日本的发展规律看，“齐夫定律”在人口集聚上应用，其结论是经得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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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中国的大城市集聚度怎么样呢？

相比于美国和日本，中国的城市发展很不“齐夫”。根据《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我国城区常住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有4个，分别是上海（2423.78万）、北京（1876.60万）、深圳（1252.6万）和广州（1184.99万），即便是拿第四名的广州和第一名的上海比较，人口相差也不过两倍。

而根据诺瑟姆（R.M. Northam）的城市化进程S型曲线理论，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20%～30%以后，将会出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要到城市人口比重超过70%以后才能下降。所以，对于尚处于城市化中期加速阶段的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还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根据齐夫定律，笔者大胆预测，在城市化完全完成之后，上海的最终人口可能达到5000万，而北京也将达到近3000万人。

另一方面，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先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已经逐渐开始从大区版块共同发展转向为切口相对更小、重点更突出的城市群、都市圈发展，这也是未来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大势。

目前，我国三大城市群共有人口3.1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3%，其中长三角城市群有人口1.5亿、京津冀城市群有人口1.1亿、珠三角城市群有人口5874万，根据规划，到2020年，三个城市群的人口密度将分别提高到0.90、0.85和0.97万人/k㎡。相比之下，日本首都圈、中部圈、近畿圈三个都市圈占日本国土面积27.66%，却聚集着日本62.37%的人口，其核心区域东京圈、名古屋圈、关西圈更以10.33%的面积聚集了日本46.73%的人口，其中，首都圈的人口最为密集，人口密度达到了1.14万人/k㎡。数据对比可以看出，中国的主要城市群人口数量和密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样存在很大的差距。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都要进行人口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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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口扩容的最大阻碍，就是我国的户籍制度。

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当中，当今只有3个国家采用严格户籍制度。分别是中国、朝鲜和贝宁（西非中南部小国）。

什么是严格户籍制度呢？简单来说，就是本地福利，比如入学、医疗、保险、购房、甚至车辆上牌等权利只能由本地居民享有。在非严格户籍管理的国家，户籍所在地只有统计意义，公民不会被国家机关和公共机构区别对待。

诚然，户籍制度为我国抵御反动势力、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城市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严格的户籍制度也限制了公民在生活与就业方面的自由流动，同时也违背了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基本要求。

如今，在各大城市的人口统计中，非户籍常住人口的比例相当大。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的统计，目前我国至少有21个城市的非户籍常住人口超过了100万，其中绝大多数城市都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中。上海是我国非户籍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有976.21万人，排名2-5位的是深圳、北京、东莞和广州；而在中西部地区，武汉、成都和重庆三个城市的非户籍人口也都超过百万大关。

这些非户籍人口为大城市的GDP、税收、城市建设、退休养老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户籍的阻碍，非户籍人口在教育、医疗、购房、参保等社会保障方面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他们为城市增加了GDP、却享受不了GDP增长带来的福利，久而久之，难免心生去意，这对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极为不利。去年中国两大核心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便呈净流出状态（人口分别减少16.5万和3万），这种状态显然不符合城市化的发展规律。

如今，随着户籍的放开，人们期待的无分别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在求学、就业、医疗和养老等关涉民生福祉的领域的无分别服务将可能成为现实，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将更为突显。